“共同富裕时代，中国该如何征税？”-阅读笔记

引言

翟东升老师前段时间写过“共同富裕时代，中国该如何征税？”一文，读后受益匪浅。你可能未必会赞同他提出的所有观点，但他的理论思想、基础数据和事实资料，都是非常值得参考和学习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阅读原文。

（原文链接：共同富裕时代，中国该如何征税？）

鉴于原文一万多字，篇幅较长，特在此做一下阅读后的笔记梳理，没有时间的朋友可以选择先看这篇阅读笔记。

阅读笔记

二十大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八大特征之一。有人认为，共同富裕政策会导致大幅增加税收，赶跑富人，导致共同贫穷。但翟东升教授认为这并不符合世界市场体系运行的历史与事实，因此写下了这篇文章。

原文主要讨论了四个问题：

1. 要想实现一个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综合税率是会走高还是走低；
2. 为什么减税并不能建成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
3. 轻徭薄赋的理念在何种前提下才有道理；
4. 未来我们加税和减税的对象该如何取舍。

一、高税率是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点（综合税率会走高）

• 1、富裕国家基本都是高税率，穷国弱国都是低税率。
• 翟教授用一个图来表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这种映射关系。
• 税收越高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好，否则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也无法正常开展。读者可联想一个物业小区，服务质量一般也和物业费高低成正比关系，便宜没好货。
• 而且，高端复杂的经济活动需要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比如繁荣的资本市场需要高素质的监管机构。知识产权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是同理。
• 2、过高的税率是否会打击企业家精神？
• 翟教授对比了一些经济体的税率和富人密度，明显是正相关，高税赋并未吓跑富人。
• 其中，瑞典值得中国借鉴。虽然资源丰富，但瑞典也是人均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因为社会福利健全，国民无序对医疗、食物、住所、教育发愁，使得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创新。
• 另一个有趣的点在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大3个移民国家。税率不高却富人密度高，原因是窃取了其他国家的富人和专业人才，但很少有移民能在那边变成富人。多数老移民反而浪费了自身的专业积累和天赋，最后沦为收租的房东、出租车司机。

二、轻徭薄赋是一个听起来美好但容易翻车的神话（光顾减税不能建成共同富裕的社会）

• 减税理论的原理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活动，以此扩大税基来对冲税率的下降幅度，最终形成税率越低税收越多的效果。
• 中国古代的《盐铁论》、《资治通鉴》就有轻徭薄赋的思想，而美国的共和党经济学家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和后来的特朗普，也都推崇这一政策。
• 实际情况是，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未达预期，后来不得不用贸易战、关税战来摆脱财政困境。
• 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综合税收（包含社保、不算土地财政）占GDP比重大约在21%。发达国家基本在40%左右。印度是10%，孟加拉国是9%，丹麦46%，法国45%。
• 我们目前才21%。悲观的是，如果以后不再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以后压力更大；乐观的是，未来的改革还有很大的加税空间。
• 翟教授列举了明王朝的案例，以说明轻徭薄赋，最后无法运转的反思。
• 翟教授认可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的主张：中国中央债务率较低，应该扩大国债规模来置换地方债，让地方政府有能力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释。

三、如何才是“轻徭薄赋”的正确打开方式？（只有靠借助现代管理知识和科技手段降低政府运作成本，减税降费才可行）

• 如图所示，如果能在维持底边公共产品不变的前提下，将综合税率的交叉点降下来，那么上边的倒三角，也就是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将呈倍扩张。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图三中那个综合税率的交叉点降下来？

• 答案：要确保底边稳定，保障公共服务的质与量。
• 美国税率不高但公共服务不差，原因是利用全球的军事和货币霸权，扩大联邦政府债务但全球买单。如果没有这样的美元霸权，保守估计美国的综合税率应该比现在高出至少30%。
• 中国学不了美国的玩法，只能靠内部的深化改革、反腐、数字政府的建设。未来要依靠数字化、AI等技术，减少官僚数量、优化流程、降低治理成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扁平化管理。
• 这样公权力滥用和贪腐会透明化，数据可追溯，整个服务体系也会像AI那样训练和迭代。阿里的城市大脑和腾讯的wecity就是意义重大的探索。
• 因此，降低执政成本，从而为降低税率打开空间，还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与量，更为世界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模板。

四、共同富裕时代我们该向谁征税？该征哪些税？（向富人征收遗产税、脱籍税，对外国人、储蓄和消费合理增税）

• 翟教授表示这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是个不易问答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未来税制改革的一大阻力，因为现有的蛋糕被动了，即使未来会更好，当下都不会满意。
•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朱青教授，关注税赋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把税基分成劳动力、资本和消费三种。无论什么税种，最后都是劳动力、资本家、消费者来承担。各国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决定了税制会侧重于保护哪一部分。例如，中国过去缺资本，因此给予外资优惠税收。
• 1、向富人征收遗产税、脱籍税：
•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中国目前对富人的征税远低于发达国家，在税制上可以说是比资本主义国家要更优待资本。
• 遗产与赠与税，美国1970年代遗产税高达九成，现在依然有55%。美国还有移民脱籍税来防止富人移民带走财富，全国人大代表陈晶莹教授也提案中国要尽快开征移民脱籍税。
• 精英群体的确会带动穷人致富，但富人未必是精英，也有的是运气、继承、钻制度和法律漏洞。因此，给创业者的扶持和鼓励要有，但遗产税、脱籍税也要有。
• 对资产（房产、金融资产）的升值部分征税，长期看有助于控制贫富差距，但短期内会有代价。房产税如果开征，地方政府越缺钱越是积极，而年轻人会因此离开这些中小城市，导致房价暴跌，从而对金融安全、地方财政形成冲击。
• 未来人口不断减少，人口流出区域是地产泡沫所在。泡沫已经产生，如何处理是关键，日本1990年代刺破泡沫，陷入长期低迷。美国2008年用量化宽松来缓冲，以避免经济受冲击。

• 2、向外国人、向储蓄、向消费征税：

• 对富人征税，关键在于抑高而非增收，其增量税收规模对国家财政而言太小，不足以支持共同富裕时代优质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量。从美欧日经验来看，更主流的资金还是向外国人、向储蓄、向消费征税。
• 向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多征税，是各国的常态做法。中国目前不缺资本，全球也资金过剩，但全球缺需求，中国国内的巨大消费市场更加稀缺，因此，外资政策需要进一步取舍。不是不搞开放，而是要在开放中科学地博弈，确保公平合理的对等开放。
• 向储蓄征税，这是1971年金本位终结后的通行做法，各国的利率总是低于货币发行增速，有时也低于通胀率，甚至日本和欧洲直接是负利率，这叫做“铸币税”。比如，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增加这部分铸币税。
• 向消费征税。在翟教授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提出要对非贸易品的生产和消费加税，给需要重点发展的可贸易部门减税或补贴。
• 因为，可贸易品部门（包括出口、进口替代）可定义为财富的创造者，不可贸易部门可定义为财富的分配者。
• 一个地区想要富裕，要有一些产业从别的国家赚到钱。可贸易部门挣钱后，通过交税、消费等方式让本地人分享他们的财富，不可贸易部门（餐饮等服务业）的定价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区域内的社会财富分享机制。比如，英国餐馆一直很难吃，但因为英国的可贸易部门靠贸易殖民、工业化从世界赚钱，本地餐馆就可以卖的贵。
• 未来，中国应该扶持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可贸易品行业，这样本地物价提升，带动共同富裕。
• 因此，未来中国应该给可贸易部门减税，给不可贸易部门征收较高较严的税率。这样不影响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把税赋转嫁给本地消费者。把收来的钱搞再分配。
• 长期以来，中国对本地服务业恰恰是采取核准制的简化征收，容易滋生腐败、跑冒滴漏。未来，靠数字化和金税四期等技术，从非贸易部门解决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大趋势。这也会鼓励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结论

针对原文讨论的四个问题，再次小结翟东升教授的观点如下：

1. 要想实现一个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综合税率是会走高还是走低；
A：现代化国家，大概率是大政府、高税率。
2. 为什么减税并不能建成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
A：轻徭薄赋更多是农业社会的美好想象，在实践中容易导致秩序崩塌和财富毁灭。
3. 轻徭薄赋的理念在何种前提下才有道理；
A：只有我们能借助现代管理知识和科技手段大幅降低政府体系的运作成本的时候，减税降费才是可行的。
4. 未来我们加税和减税的对象该如何取舍。
A：我们应该开征遗产税、移民脱籍税，并将税收中心从可贸易品部门转移到非贸易品部门，确保中国在世界的产业和财富竞争中获得更好地位。

二十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以前的中国是做大蛋糕再讨论分蛋糕。目前外需不足、人口危机、失业率走高，社会矛盾加剧，因此现在要分好蛋糕才能继续做大蛋糕。必须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的公共服务质量，才能激发消费潜力和创业热情，内循环才能取代外循环的主导地位，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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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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